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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导读:公元7世纪30年代,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已是一个统一强盛的王朝,而“天可汗”唐太宗君临的唐朝也正处于威震海内的鼎盛时期。两大雄主在位时,唐蕃关系以和好为基础,并因文成公主的和亲得到迅速发展。但是,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相继逝世后,从永徽元年至长庆元年(650-821)的170年间,两大帝国却以斗争为主。除了边界磨擦频仍外,其斗争主要集中在吐谷浑、西域之安西四镇、南诏和河陇之地。

        1、吐谷浑之争

        唐初,吐谷浑乘唐朝初兴无暇西顾,频拢西境,阻塞中西交通,而唐朝则以许互市消极应付。贞观年间,吐谷浑仍不断侵扰,沿边11州均受其害,已处贞观盛世的唐朝再也不愿坐视。同时,唐朝为经营西域也急于扫除中西交通的障碍。贞观八年(634),唐太宗抓住吐谷浑攻凉州事件,集军1万分3路进军,经过一年军事行动,彻底击溃吐谷浑,并于贞观十三年(639)以宗室女弘化公主(即西平公主)和亲诺曷钵。

        正当吐谷浑与唐和好关系顺利发展之际,松赞干布治理下的吐蕃崛起,其北境直接与吐谷浑南界为邻。吐谷浑成了吐蕃向外拓疆和唐朝安边的必争之地。由于唐太宗处置得当,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和亲后奉行对唐和好政策,贞观十五年(641)后,唐朝、吐谷浑、吐蕃三方相安无事。吐蕃将公主嫁与吐谷浑王诺曷钵,结成甥舅之国。永徽三年(652),高宗封会稽郡王李道恩第3女为金城公主,许给诺曷钵长子慕容忠。

        松赞干布死后,吐蕃大权掌握在大论禄东赞手中,吐蕃开始向四周扩张,与唐和好的国策发生逆转。首当其冲的是吐蕃的北邻吐谷浑。显庆元年(656)后,吐蕃频击吐谷浑,龙朔三年(663),禄东赞率军攻占吐谷浑,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弘化公主等数千帐逃至凉州,吐谷浑复亡。如史籍所载:“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来,始西渡洮水,建于群羌之故地,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,凡三五○年。”

        吐蕃占有吐谷浑后,其北境直接与唐河陇相接,威胁着唐朝的河陇、西域。唐朝的对策一方面是助吐谷浑,使之为其屏障。乾封元年(666)五月,唐朝封诺曷钵为青海王,表现唐朝使诺曷钵重返青海为王的决心;另方面积极备战,伺机一决雌雄。

        吐蕃统治者一方面强化对吐谷浑旧地的统治,另方面继续其进攻的势头,于咸亨元年(670)大举进军西域,“残羁糜十八州(掠安西四镇所辖羁糜州),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(今阿克苏),于是安西四镇并废”,是年四月,高宗派薜仁贵、阿史那道真等率军5万出击吐蕃,在大非川(青海是渠南切吉旷原)与吐蕃钦陵(禄东赞之于)40万军激战,唐军大败,全军复没。大非川一役,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依靠唐朝力量恢复其势力的希望破灭。从此,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体,分别归吐蕃、唐朝统治,散居青海、甘肃、陕西、宁夏等地。

        同一时期,吐蕃又兼并唐剑南道管辖的诸羌羁糜州。乾封二年(667),禄东赞率军攻唐边境,“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”。到唐肃宗时,除少数羌州内徒外,余均并入吐蕃。至此,吐蕃与唐争斗的重心转移到西域。

        2、西域之争

        贞观年间,吐蕃势力开始进入西域。高宗龙朔二年(662)十月,吐蕃军队在疏勒以南地区与唐军相遇。史载:“(苏)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,弓月又引吐蕃之众,来拒官军,海政以师老不敢战,遂以资略吐蕃,约和而还。”次年底,吐蕃联兵弓月、疏勒进攻于阗。咸亨元年(670)大非川之役后,吐蕃乘势攻陷了唐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,占安西四镇(龟兹、于阗、焉耆、疏勒)大部分治地。军事上失势,迫使唐废弃四镇,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西州(新疆吐鲁蕃)。唐朝在西域实际上仅能控制自沙州至伊州、西州、昆陵都护府、蒙池都护府一线,天山以北、以东地区,塔里木盆地均为吐蕃势力所控。在西域的力量对比,唐弱而吐蕃强,处守势。

        武则天临朝执政,决心夺回四镇,改变以守为主的被动局面,使唐蕃争夺西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垂拱元年至二年(685-686)、永昌元年(689),唐军二次主动出击吐蕃,均遭失败。长寿元年(692),武则天再次组集大军出击,武威军总管王孝杰、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领兵“大破吐蕃,克复龟兹、于阗等四镇,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,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”。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,不仅使唐朝重新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,对于吐蕃的政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        松赞干布死后,吐蕃大权为大论禄东赞所掌。乾封四年(667),禄东赞病死,诸子分掌吐蕃军政大权。垂拱元年(685),都松茫波杰受尊赞普尊号,大权仍为禄东赞家族所掌握。随着都松茫波杰年龄日增,对禄东赞家族专权日益不满。西域兵败,便成为赞普收回权力极好契机。圣历二年(699),已23岁的都松茫波杰首先发难,禄东赞长子论钦陵兵溃,在宗喀(青海湟中县)自杀,其弟论赞德率千余人,其子论弓仁率吐谷浑7000账降唐。结束了持续近半世纪的禄录赞家族贵族专政的局面。

        自武则天收复四镇至安史之乱的半个世纪,唐朝在西域地区仍保持优势,只在大小勃律(今克什米尔一带)与吐蕃发生过战争。安史之乱爆发后,唐朝“尽征河陇、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”,西域、河陇军力空虚,吐蕃乘机卷土重来,兵锋首指河西陇右地区。广德元年(763),陷凉州,陇右、河西诸郡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所占,安西四镇和伊、西两州、北庭等地与中央政府联系被切断。建中二年(781),沙州失陷,西域更处于不利境地。虽然回纥助唐抗吐蕃,并开通了“回纥”路,但并未完全扭转唐在西域与吐蕃争斗中的劣势。至德宗贞元三年(787),吐蕃复攻回纥,北庭、安西无援,相继陷于吐蕃。自此天山北路同河西地区的吐蕃势力连成一片。

        3、南诏之争

        开元二十七年(739),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迁都太和城,建立了南诏。南诏政权的确立。唐朝的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,而唐朝所以支持南诏,则是源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。南诏建立之初,皮逻阁奉行对唐和好政策,唐朝抵制吐蕃的目的部分实现。但由于边吏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、云南南郡太守(原姚州都督已改州为郡)张虔陀狂妄昏庸,无视吐蕃咄咄逼人威胁的存在,一味抑制南诏,致使矛盾激化。

        天宝七年(748),皮逻阁死,子阁逻凤继位。张虔陀先是利用阁逻凤是皮逻阁继子,企图在王位承袭上,用皮逻阁嫡子诚节取代,打击亲阁逻凤势力。张虔陀还派人辱骂前来谒见的阁逻凤,甚至侮辱随同前来的阁逻凤妻女。阁逻凤又闻鲜于仲通已率兵8万分3路进军云南,终致逼反阁逻凤。天宝九年(750),南诏兵先发制人,出兵攻下姚州,杀张虔陀。次年鲜于仲通率大军进抵曲靖。阁逻凤本意并非要与唐决裂,此时遣使谢罪请和,表示愿遣返俘虏,赔偿损失,南诏使者陈诉:“往因张卿(虔陀)馋构,遂令蕃、汉生猜。赞普今见观衅浪穹,或以众相威,或以利相导。倘若蚌鹬交守,恐为渔父所擒。伏乞居存见亡,在得思失。二城复置,幸容自新”。并告:“今吐蕃大兵压境,若不许我,我将归命吐蕃,云南非唐有也。”鲜于仲通自持兵众,率军进逼洱海,另派大军绕道点苍山,以图腹背夹击,歼南诏主力。阁逻凤在唐军压境下,派人到浪穹求援吐蕃,并请归附。这正是吐蕃所期望的。天宝十一年(752),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册封阁逻凤为“‘赞普钟’,给金印,号‘’东帝”。南诏得到吐蕃支持,联兵合击,唐军复没。此为南诏与唐间的第一次天宝战争。

        时正逢杨国忠为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,继续备战。于天宝十三年(754),又命李宓领兵10万,再征南诏。李宓孤军深入,补给困难,士兵又不习水土,疾病流行,不战自溃。南诏乘机追杀,“兢角兢冲,彼弓不暇张,刃不及发。白日晦景,红尘翳天。汉血成川,积尸壅水。三军溃衄,元师沉江”。李宓战死,全军覆灭。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。两次战争唐军死亡约20万,军费耗大,元气大伤。次年安史之乱爆发,唐朝无力顾及南诏,吐蕃实现了多年想控制南诏的目的。至德年间(756-757),吐蕃趁安史之乱,联兵南诏夺取巂州(西昌)、会同(会理)、台登(泸沽)、昆明(盐源),进据清溪关(大渡河南),直逼川西平原,威胁成都。

        天宝战争是唐朝错误政策所造成,南诏反唐归吐蕃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。代宗大历元年(766年),阁逻凤在南诏王都太和城(今大理太和村)所立之德化碑上,记述被逼反唐的苦衷,阁逻凤对国人说:“我世世事唐,受其封爵,后世容复归唐。当指碑以示唐使者,知吾之叛非本心也”。唐代政治家李泌曾中肯地评述:“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。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,臣于吐蕃。”

        天宝战争后20年间,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和四川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。南诏受吐蕃役使参予了这一争夺。

        代宗大历十四年(779),吐蕃联兵南诏,分3路攻唐之剑南道,企图夺取成都,唐将李晟率兵反击,大破吐蕃南诏联军,南诏伤亡惨重。吐蕃不顾南诏怨恨,借其王位交替,加强控制,改封南诏王为日东王,改兄弟之邦为君臣关系,并在南诏设置营堡,每年要南诏派兵镇防,又对南诏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劳役,使双方矛盾加深。异牟寻深感依附吐蕃的害处,当时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(宰相)郑回向异牟寻进言:“中国有礼仪,少求责,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。今弃之复归唐,无远戌劳,利莫大此”。异牟寻同意此议,但只在暗中谋划,尚不敢公开反对吐蕃。

        恰在此时,唐朝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,贞元三年(787),德宗终于采取了宰相李泌提出的“北和回纥,南通云南,西结大食、天竺,如此,则吐蕃自困”的谋略。李泌虽不久病逝(789年),但他的南通云南,以“断吐蕃之右臂”的计划,具体由西川节度使韦皋付诸实施。

        韦皋首先招抚东爨首领,通过他们从中斡旋,掌握异牟寻意欲归唐的动向。其次,激化南诏与吐蕃矛盾,并显示军事实力。贞元四年(788),吐蕃出兵10万,再度进攻成都。南诏也被迫从征,但驻兵金沙江北,按兵观望。韦皋有意将一封致南诏的信件转给吐蕃,吐蕃中计,对南诏的疑虑加深,派兵2万屯会川,阻击南诏,异牟寻怒,而引兵南归,使双方关系公开破裂。韦皋不失时机,进攻吐蕃,擒其大将乞藏遮遮。唐朝军事上的胜利,政治上的劝诱,终使异牟寻决心归唐。贞元九年(793),异牟寻派出3批使者,一出戎州、一出黔州、一出安南,均达成都。在致韦皋的书信中痛诉受制吐蕃,汙辱先人,孤遗受欠、吞声无诉之“四难忍”,表示“愿竭诚日新,归款天子”。韦皋遣巡官崔佐时于次年(794)正月到达苴羊城,异牟寻率子寻梦凑等与之会盟于点苍由。盟辞互约,唐与南诏各守疆界,不相侵犯,保持和好。南诏决不阴结吐蕃,与唐为敌。贞元十一年(795),唐朝派遣袁滋为册南诏使,正式颁发了“贞元册南诏印”。南诏和唐重修和好,在唐朝支持下,南诏发兵攻吐蕃。贞元十七年(801),异牟寻与韦皋联军大败吐蕃,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,南诏献俘于唐朝。吐蕃对南诏的威胁解除。

        4、河陇之争

        贞观元年(627),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,陇坻以西为陇右道。睿宗景云二年(711),又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,领凉、甘、肃、瓜、沙、伊、西7州。河西、陇右分治,习惯上简称河陇,大体上即是元明以后的甘肃和新疆东都地区。河陇地区是丝绸之路的要孔,在战略上据有极重要地位。吐蕃若控制了河陇,即可切断与西域的联系,又可成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。吐蕃奴隶主的攻唐战略,即是先蚕食边境军事据点,然后重点破陇右,遮断河西,孤立西域,进而兵锋直指唐朝政治中心。

        长安唐朝对吐蕃的进攻是有准备的。玄宗开元年间特设河西节度使以防吐蕃和它与回纥可能发生的联系,陇右、剑南两节使专防吐蕃进攻。仅在河西、陇右两节镇即驻精兵14.8万人戎守。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穷于应付,实力渐衰,而吐蕃正是赤松德赞执政时期,他平定内乱,任用尚野息、尚悉东赞、尚赞摩和论悉诺(汉籍作马重英)“三尚一论”辅政,势力大振。因此,吐蕃对河陇地区的蚕食日趋加剧。肃宗至德元年(756),吐蕃陷威戎、神威、定戎、宣威、制胜、金天、天成等军,翌年(757),再取廊、霸、岷等州及河源、莫门等军。宝应元年(762),“陷临洮,取秦、成、渭等州”。代宗广德元年(763),入大震关,取兰、河、鄯、洮等州,于是“陇右地尽亡”,同年10月,吐蕃军乘胜长驱直入,进逼长安。代宗仓皇逃往陕州,吐蕃入据长安,立金城公主侄李承宏为唐帝。吐蕃军据城15日,大肆抄掠后始退出长安,屯军原(宁夏固原)、会(宁夏中卫)、成(甘肃成县)、渭(甘肃陇西)等地。是役是唐蕃交战中唐朝最大一次失败。

        吐蕃虽自长安退兵,在陇右的进攻势头并未减弱。代宗大历元年(766年),吐蕃军又占甘州,肃州。十一年(776),再占瓜州,德宗建中二年(781),占沙州,至贞元十七年(791),攻陷西州。安史之乱后不到半个世纪,河陇诸州及安西、北庭辖地皆为吐蕃所并。

        赤松德赞执政以来,对外扩地战绩显赫,吐蕃北方占甘、肃、瓜、沙诸州和北庭、安西地区;南占剑南、西川大片地方,东南与南诏相接,南达天竺,西至大食,为吐蕃的鼎盛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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